意气风发的首席军机大臣，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在其人生最风光之际，竟然在小小的御史蔡寿祺身上栽了跟头，足可见朝堂斗争之莫测。
蔡寿祺何许人也？他是江西德化人，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)入京，中第后服官京曹，并曾在胜保营中稽核军务。他出京后，先后到成都、重庆任职，但官运不佳，直到同治四年（1865)二月才任署日讲起居注官。
因在宫内听说慈禧不满意恭亲王奕，“平时蔡御史闻之，疏劾王贪恣”。在弹劾奕之前他先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封奏，痛陈时政并指斥湘军人物，以为政治试探。
看看未受到申斥，又听到宫内的传言，为博取敢言之誉，他便上疏弹劾奕，“一举成为天下皆知之人”。他是个投机取巧苟且钻营之人，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（1865年3月30日），日讲起居注官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贪墨、骄盈、揽权、徇私之弊。
贪墨是指奕收受贿赂，任用私人。“近来竟有贪庸误事，因挟重赀而内赝重任者，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，至各省监司出缺，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，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，反皆弃置不用”。
骄盈是指奕居功自傲，群相粉饰。“自金陵克复后，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，现在各省逆氛尚炽，军务何尝告竣，而以一省城之肃清，附近疆臣咸膺懋赏，户兵诸部胥被褒荣，居功不疑，群相粉饰”。
揽权是指奕打击谏官，杜塞言路。他说，遇有空缺，“部曹每得善地，谏臣均放边疆，虽会逢其适，而事若有心。至截取一途，部曹每多用繁，御史则多改简，以故谏官人人自危”。
徇私是指奕偏袒左右，庇护部下。他认为奕袒护总理衙门，“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，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”。
在弹劾奕的罪状之后，蔡寿祺向慈禧建白：“臣愚以为，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，归政朝廷，退居藩邸，请别择懿亲议政，多任劳成，参赞密笏，方可保全名位，永荷天庥。”
这是声言叫奕交出手中的权力，回家颐养天年。怂恿慈禧罢免奕，剥夺他的一切权力。
这道弹劾奏折，语句含混意思空泛，缺乏实据不能服人。
恭亲王之前也不是没受过弹劾，但像这种赤落落撕破脸皮的弹劾还是第一次遇上，当然以蔡某人的身份日理万机的恭亲王根本不会放在眼里。
按照正常想法推论，两宫太后能够顺利执掌朝堂大权，多亏了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帮衬，否则孤儿寡母想要掌控朝堂，所需付出代价可不轻松。
而此时正是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，作为洋务运动领袖恭亲王享有着著名望，又岂是蔡某人这么一位小角色能够弹劾倒下的？
可事情偏偏如此奇妙，某些人可能做不了实事，但投机取巧揣摩上意却是一把好手，为了搏出位甚至不惜干冒天大风险。
大学士倭仁、周祖培等不敢迟延，于三月初六日齐集内阁开会。他们把蔡寿祺召到内阁追供。大臣们极为慎重，按奏折弹劾多款逐项询问，令其据实逐一答复，并亲写供纸。
但蔡供实无据。他所指斥的四条罪状，只在贪墨一条上，指出薛焕、刘蓉二人，但还是风闻不是亲见。其余三条，除奏折上说的含混其词的话之外，没有任何证据，这就说明蔡的上疏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。
然而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争斗经验的老臣，他们还摸不清慈禧的底牌，因此他们的奏折在措辞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：“阅原折内贪墨、骄盈、揽权、徇私各款，虽不能指出实据，恐未必尽出无因。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，非外人所能得见。至骄盈、揽权、徇私，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，难逃圣明洞鉴。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，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，以示保全懿亲之处，恭候宸断。”又把皮球踢给了慈禧太后。
他们猜测两宫太后是想适当地“裁减”奕的一些事权，便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。
三月初七日，他们递上了覆奏。不料慈禧根本没看他们的奏折，而是拿出了她自己亲笔书写的谕旨给他们看。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也使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无论是以倭仁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大臣，还是以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，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场根本不算风波的责难，竟然引发那般严重后果。
慈禧拿出手书的罢免奕的朱谕，虽错别字连篇，但文字尚通顺。由于她平时亲阅奏折，因而掌握了上谕的一般用语和通用格式，倒也能让人看得懂。
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，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：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，恭亲王办事徇情、贪墨、骄盈、揽权，多招物议，种种情形等弊。嗣（似）此重（种）（劣）情，何以能办公事？查办虽无实据，是（事）出有因，究属暧昧，难以悬揣。
恭亲王从议政以来，妄自尊大，诸多狂敖（傲），以（依）仗爵高权重，目无君上，看（视）朕冲龄，诸多挟致（制），往往谙（暗）始（使）离间，不可细问。每日召见，趾高气扬，言语之间，许（诸）多取巧，满是胡谈乱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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