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初六，投降的流寇反叛了，这时候距离他们投降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流寇杀死了安抚官，还有押解的五千余官军，重新举起了造反的大旗，他们选择的第一个攻打的城池，就是凤翔府辖下的麟游。
郑勋睿的分析是完全准确的。
流寇拿下了麟游县城，得到了粮食和装备之后，兵分两路，一路朝着南面，杀向西安府所辖的永寿、淳化、耀州和白水等地，一路向西直接杀向了凤翔府，当然流寇作战的重点是非常明确的，他们的主力大都是在南面，北面只是围困凤翔府城。
告急文书迅速到了五省总督陈奇瑜的手中。
看到了文书，陈奇瑜的脸色发白，身体颤抖，几路大军悉数都撤回去了，车箱峡之战，缴获了流寇大量的金银珠宝，这些金银珠宝奖励给了几路大军，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回去了，出来作战这么长时间了，谁都想早些回去。
再次召集几路大军作战，可能性是不大了，一旦撤军之后，战斗气息在短时间之内难以积聚起来，再说流寇已经进入到相对平缓的地方，而且是兵分两路作战，采取四面合围的方式没有多大的作用了，唯有采取追击战的方式，可除开卢象升麾下的天雄军有着这样的能力，其余几路大军缺乏这样的能力。
再说派遣的押解流寇的五千大军，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被打败了，可见流寇的战斗力是非同一般的，也就是说车箱峡之战，流寇的精锐没有遭受到什么打击。
想到流寇走出车箱峡的时候，蓬头垢面，和流民完全一样，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，其实流寇是保存了实力。
任何一个人遇见这样的局面，想到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召集大军迅速去围剿，至少需要做出样子来，可惜指挥了车箱峡战斗的五省总督陈奇瑜，这个时候却出现了幼稚的错误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推卸责任。
陈奇瑜如此处理事情，有很大的过错，但也不能够将责任全部都推到他的身上，朝廷对这方面的责罚是非常厉害的，有些时候甚至是不讲原因的，陈奇瑜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保，这也算是正常。
可人的精力有限，陈奇瑜将重点放在了推卸责任方面，自然就忽略了如何迅速召集军队剿灭流寇的事宜。
朝廷接到奏折之后，大为震惊。
如此好的剿灭流寇的机会失去，谁都会生气，皇上也不例外，盛怒之下处理人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不过皇上暂时顾不上处理陈奇瑜，因为后金鞑子开始进攻宣府和大同一带了。
后金鞑子进攻宣府和大同的时间是七月初八，距离流寇再次造反仅仅两天的时间，这让朝廷陷入到两面作战的窘境之中，相对来说，后金鞑子的威胁更大，故而皇上和朝廷的注意力，几乎都集中到宣府和大同一带去了。
三边总督洪承畴驻守在大同，他麾下最为得力的将领就是曹文诏了，故而大同主要的防御事宜，都是曹文诏直接负责的，曹文诏固守怀仁，这里距离大同不到七十里地，是大同城池最为关键的防御地点。
曹文诏不负众望，守住了怀仁，后金鞑子进攻没有得到好处，开始在大同其他地方劫掠，七月十五，后金鞑子攻陷大同得胜堡，让京师震动，接着后金鞑子又攻陷了灵丘县，让皇上更加的忧虑，下旨要求辽东、宣府和大同等地，加紧防御，绝不准让后金鞑子深入关内，甚至是直接威胁到京师。
朝廷的敕书源源不断的来到了延绥巡抚衙门。
榆林边镇同样有边关守卫的任务，而且是紧靠着大同边镇的，后金鞑子也许会到榆林边镇甚至是延安府劫掠，所以邸报上面，对延绥巡抚衙门也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，必须要镇守榆林边镇，不能够出现任何的问题。
郑勋睿是真正的陷入到苦恼之中了。
史书上没有后金鞑子与流寇勾结的记载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，关键是后金鞑子瞧不起流寇，他们本就看不起大明的军队，就更不要说流寇了。
可是郑勋睿却发现了另外的端倪，那就是后金鞑子选择进攻大明边镇，或者是深入关内劫掠，总是能够找到最好的时机，崇祯二年末和三年初，袁崇焕斩杀毛文龙，让后金鞑子没有了后顾之忧，长驱直入，进入关内劫掠，甚至直接威胁到了京师，崇祯六年，后金鞑子接受了孔有德与耿仲明的投降，趁着旅顺兵力薄弱的时机，依据拿下了旅顺。
如今后金鞑子进攻的时间，正好是朝廷大规模剿灭流寇的时间。
难道皇太极是神仙，能够在大明遭遇到困窘的时候进攻，每次都掐住了大明的脖子。
这不可能，唯一能够解释的理由，就是皇太极注重情报事宜，能够从关内获得诸多的情报，从而做出准确的判断。
郑家军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厮杀了，郑勋睿是希望和平的，可惜他所处的时代，没有和平的可能，越是往后面去，面临的局势越是严酷，不知道有多少惨烈的厮杀等着郑家军。
流寇在凤翔府再次造反之后，郑勋睿是做好了一切准备的，他认为陈奇瑜应该是再次组织大军进行围剿，而且会迅速给朝廷写去奏折，请求调动榆林边军，不过这个情况一直都没有出现，相反因为后金鞑子的入侵，榆林边军被限制在榆林镇周边，动弹不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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