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三角债问题成了影响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大问题。
彼时，据统计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总额已累计达到3000多亿元，其中80%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。
中央也意识到了三角债的严重危害性，几乎年年要求清欠，却是越清越多，越清问题越严重，企业收不回欠款，从而又拖欠其他企业的应付款项，让整个产业链都陷入了僵局。
这些困难企业贷不了款，又无法恢复生产，全国各个省份自治区的三角债问题非常普遍，一处事发祸及一片，几乎成为无解的债务连锁困境。
东三省的三角债问题也十分严重，各个企业的欠款规模达到200亿元，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为重灾区，三角债之风渐渐向东星集团刮来。
穆青召集了集团下属的生产企业主管，财务人员进驻企业，开始审计财务，进行账目调查，继而发现了不少企业存在财务作假现象，瞒报账务非常严重。
同时也在不少合作企业中发现了大量问题，三角债现象在中小企业全面蔓延。
而大型国有企业却是问题最为严重，这些企业不但行政效率低下，债务难以厘清，对东星的调查不理解不配合，有的债务更是出现了找不到负责人的现象，成了呆账，不知道找谁能解决问题。
除了彻底调查之外，穆青也给这些企业指出了一条出路，让他们主动的理清债务关系，能偿还的立刻偿还，不能的也要承诺还款日期，恢复经济秩序。
她对解决财务问题的主管也既往不咎，这就让很多深陷债务的人看到了希望，他们也是身不由己，处在三角债之中，不是别人欠你，就是你欠别人，东星能够拨乱反正解决他们的困境那当然是最好了。
东星集团内部的动作如此之大，着实吓坏了不少人，他们开始主动的坦白问题，检举揭发，从而又揪出了一批人。
不少企业主管也向穆青大倒苦水，一些合作的国有企业不还款，害得他们为了维持生产只能拖欠上家企业的货款，这样循环下去造成了债务问题愈来愈复杂，愈来愈严重，但一切的源头大部分都指向了国营企业，他们的欠债问题最突出，最难以解决。国营企业位高权重，掌握大量资源，沟通都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。
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七八年了，但是H省的经济结构还是以重工业为主，在这里仍然以计划经济为主。
国有企业不仅掌握资源，还有很重的话语权，像油田、化工、煤炭，几乎全是央企，这些企业的领导级别和权柄甚至比省长都大，省里根本就指挥不了这些巨型央企。
这就造成个现象，这些企业掌握大量资源，就像是地主和守财奴，省内想调拨什么重要物资还要和他们商量，经过中央批准。省里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没有什么权利的中小民营企业。
东星虽是外资，享受经营优惠和便利，但是与其合作的企业却与国有企业有很深的依附关系，所以国有企业出现债务问题，他们也就避免不了。
正当穆青打算和林强生商量如何解决国营企业，是否要会同滨城市政府商讨的时候，现代汽车厂却首先发难起来。
赵红波得知了东星彻查现代厂的债务问题，一开始他并没有当回事，林强生没有打电话过来，他也没有打过去。
但紧接着，东星开始禁止下属企业及合作企业向现代厂提供零部件，供货商切断了供应，生产线马上就要不能运转了，赵红波才着急了起来。
要说起来，现代厂还不是一家上规模的企业，不上规模是说它还没有能够经历重大挫折的能力。
尽管索纳塔和伊兰特卖得很好，看着进账的大量资金赵红波被一时熏坏了脑子，但一次供货危机立刻就把他打回了原型。
在玻璃厂时赵红波能保持清醒，因为有国营企业的性质约束着他，还有厂集体的种种限制。
但是现代厂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地方，眼见着一辆辆车卖出去，一捆捆钞票赚进来，巨大的胜利让他很快迷失了。
正好这个时候央行又提高了利息，工行滨城支行的行长找到了他，承诺只要把钱款存进他的支行就能支付14%的高额利息，存得越多利息越高。
赵红波立刻心动了，他现在觉得每个季度都要向东星交出大笔货款，利润的75%都要交上去，这很不合理。
他心里对林强生产生了嫉妒之心，觉得当初真不应该把70%的股份都出去，如果企业都是他一个人的，那他早就超过林强生了，成了滨城最风光的人。
于是赵红波很快决定把一笔款扣下来，实在不行，林强生要是追究的话就把钱再还给他，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。
就是在这种心里的驱使下，赵红波开始陆陆续续的把五亿元都存进了银行，自己的账户上。越是存得多越不想还钱，他不但扣下了东星的货款，就连合作企业的货款也一并拖欠下来，反正现在遍地都是三角债，也不差他这一份。
但是赵红波万万没想到，东星竟然停掉了他的零部件供应，竟然如此狠辣的直接让现代厂停产。
赵红波给相熟的企业主管打电话，对方都不搭理他，亲自去找人家也根本不见他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这次东星是来真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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